肥城市新城街道赵庄社区开展“安全生产 青年当先”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

“边家院的敌，昨日由大王庄回去向东(dōng)向十余名(shíyúmíng)，向泰安去敌伪百余名。”“东向鬼子十捌名伪军20名，轻机枪式挺重机一挺、指（掷(zhì)）弹筒口口，炮一门，今日敌未出动。”“昨日湏城(chéng)敌人令百姓打扫房间，据汗（汉）奸(jiān)传说有五县会剿可能，希注意。”这些文字，出自1940年3月泰西地下情报总站所收的一份密报。 一张薄纸(báozhǐ)，承载千钧之重；几行密字，可抵万军之力。如今，这份密报静静地躺在肥城市档案馆展厅中，依旧散发着当年紧张与(yǔ)肃杀的气息(qìxī)，并(bìng)与其他九张泛黄甚至残损的情报一同，让今人得以管窥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 一份泰西地下情报(qíngbào)总站所收的密报 战争，不只是钢铁的(de)碰撞，更是智慧的较量、信息的博弈，而情报正是这场(zhèchǎng)博弈中最锋利的刃。1939年4月初，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代师长陈光(chénguāng)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下，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挺进山东，进入泰肥山区。为加强(jiāqiáng)泰肥地区对敌情报工作，实现对泰西(tàixī)各县情报站(qíngbàozhàn)的统一领导(lǐngdǎo)，东进支队与中共泰西特委决定“磨刀”——在泰西抗日(kàngrì)根据地中心地带组建情报总站，由东进支队、泰西军分区司令部及中共泰西特委三方统一领导，时任肥城四区（今属王庄镇）中共闫屯村地下党支部书记郭长灿接受了这一重任。 据(jù)郭(guō)长灿回忆，当时(dāngshí)四区区委委员桑德茂陪同(péitóng)侦察参谋袁振生来到他家，传达上级指示：在闫屯村设立情报总站(zǒngzhàn)，由郭长灿担任站长，负责筹建情报总站。郭长灿接受任务后，在全村党员中挑选了孙吉领、郭长甲、郭长信、庞甲廷等同志为情报员，办公地点设在其住处，对外是镇公所，对内是情报总站。 总站(zhàn)成立以后，六支队侦察参谋张建帮召集情报(qíngbào)总站的同志开会。参加会议的有肥城(féichéng)站站长陈杰、泰安站站长陈文英、东平站站长万金章、平阴站站长梁广印、长清站站长鲁超。会上，宣布各县情报站改为分站，归总站领导，并明确郭长(guōzhǎng)灿为总站站长。 情报总站的建立，加强了(le)整个泰西地区的情报侦察、收集和(hé)传递工作，及时、准确地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各类有价值的情报，对有效打击敌人、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挥(fāhuī)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1939年12月，东进支队司令部(sīlìngbù)为加快各站的(de)情报传递速度，并确保情报总站的安全，决定在总站开设一个自行车修理铺。这样，既能以修(yǐxiū)自行车为名作掩护，便于各站来往联系，又(yòu)能加快情报传递速度。12月的一天，上级通知郭长灿前往司令部，侦察参谋张建帮接待了他，并带他与政委石新安(xīnān)见面(jiànmiàn)。石政委对他说(shuō)：“为了使总站更有效地开展工作，司令部决定拨给六百元（伪钞），开设自行车铺。你回去要抓紧筹备，越快越好。” 回去后，郭长灿立即与李云焕、曲振甲(qūzhènjiǎ)、项九渠等几位可靠同志，筹办起了自行车(zìxíngchē)修理铺。各地的(de)情报人员就装扮成商人，以谈生意做买卖的名义往来于泰安、肥城、长清、平阴、宁阳(níngyáng)、汶上等地，没多久就摸清了这些地方敌伪的分布情况(qíngkuàng)，并绘制了大量详尽的敌军工事部署图，为我军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。 如今，肥城市档案馆还珍藏着泰西(tàixī)地下情报(qíngbào)总站以“自行车铺(pù)”为掩护开展工作时使用的部分工具，包括修理自行车使用的锉、活扳子、套丝扳及藏放情报的笔筒各一件，另外还珍藏着情报员使用的武器，一支手枪、三把七星(qīxīng)短剑。 情报工作虽没有硝烟，却处处是战场；没有号角，却时刻在(zài)冲锋。1939年冬天，石横有个叫郭长河的人(rén)，带着点心突然来郭长灿家认族亲。当时，郭长灿并未注意他。之后(hòu)的一天下午，郭长灿接到“敌人(dírén)准备扫荡”的情报后，去南场告诉动委会的同志们，此时(cǐshí)正值我党的自卫队下操，儿童团(értóngtuán)在那里(nàlǐ)唱歌。郭长灿突然发现郭长河也在这里，不觉心里起疑，便悄悄上前观察(guānchá)，只见对方在人群里嘀咕了一阵。郭长灿一边往回走，一边思忖：这人肯定不是好人。正走着，迎头碰上武工队队长邵洪法同志领着地委书记袁振、组织部长万里和县工作队成员董志刚等从(cóng)东边来了。 郭长灿向领导汇报了郭长河的(de)突然来访和可疑之处，引起(qǐ)了同志们的注意。袁振问：“他走了吗？”郭长灿说：“还没有。”话音未落，郭长河进来了。万里同志先发制人，抽出枪来指住了郭长河的脑袋(nǎodài)，喝令他不准动。董志刚趁机找来(zhǎolái)了绳子，把郭长河捆了个结实。经审问，郭长河供认他是(shì)敌人派来侦察我军情况的特务。这天晚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袁振和万里等同志转移到前于庄住了一夜。由于及早发现(fāxiàn)了敌情并(bìng)采取了必要措施，避免了损失。 除了(le)在(zài)本地活动，情报总站的(de)同志(tóngzhì)还要“飞行”作战。1940年3月(yuè)，六支队首长决定拔除张店日伪(rìwěi)据点，以打击敌人，巩固抗日根据地。在攻打张店日伪据点之前，平阴情报分站站长梁广印等几名情报员深入张店一带，侦察敌情，绘制(huìzhì)了地图，为我战斗部队提供了可靠的情报。战斗打响后，我方情报员又及时报告了敌人增援的情报。由于情报准确、及时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此役打死日军二十余名，并烧毁了日伪据点。此后，敌人再也不敢在张店安设据点。 1940年8月，泰西情报(qíngbào)站在初露锋芒后(hòu)，频频利刃出鞘。当时，安驾庄(ānjiàzhuāng)的(de)情报员送来情报说，安驾庄据点的日伪军(wěijūn)要在杨树林接运军用物资。与此同时，安临站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，安临站的日伪军要运送军用物资到杨树林去，安驾庄和安临站的情报员都是我们打入(dǎrù)敌人内部的“内线”，情报比较准确可靠，此情报随即(suíjí)被送到军分区，首长们经过分析(fēnxī)研究，决定在杨树林打一个歼灭战，以消灭敌人，缴获军用物资。此役由于情报准确，我军抓住战机，打死日军四十余名，缴获轻、重机枪各一挺，军用物资二十余车。 情报(qíngbào)网络仿佛一台机器，内有数个大小不一的(de)(de)齿轮在啮合，交替驱动。由于地下工作所特有的复杂性、危险性、秘密性，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较少。现在的党史研究者只能从(cóng)侧面还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和情报工作。目前能确定的是泰西情报站与济南平阴、长清，泰安(tàiān)东、北两区的交通情报联络站保持联系。 1940年4月(yuè)，郭长灿调六区任(rèn)组织委员后，情报总站的工作由庞甲廷代理。时年，庞甲廷仅(jǐn)十八岁。不久，情报总站接到肥城、平阴、东平、宁阳、汶上五个县关于敌人增加兵力、准备扫荡的情报。当天下午，庞甲廷派十六岁的情报员李云焕去岈山我分区司令部(sīlìngbù)和地委(dìwěi)专署送情报。晚上八点左右又接到情报说(shuō)，敌人已经出发(chūfā)。庞甲廷十分焦急，说：“出发的同志没有回来，不知分区和地委接到我们的情报没有，真是急人！” 在这万分紧急(jǐnjí)的情况下，曲振甲挺身而出：“我去司令部。”他把情报(qíngbào)放在车把里，飞车而去。第二天拂晓，又有情报说：东平夏谢的敌人向(xiàng)东出发，宁阳的敌人向北运动(yùndòng)，平阴的敌人向西南进军，肥城的敌人向南窜犯。 庞甲廷急得浑身是汗，担心司令部接不到情报。负责修理自行车的项九渠说(shuō)：“我去司令部！”庞甲廷拉住他说：“你在这里看家，我去！”说罢(bà)骑车而去。庞甲廷刚走不久，李云焕汗流浃背地回来了，项九渠迎头便问(wèn)：“司令部转移(zhuǎnyí)了吗？”李云焕上气不接下气地说(dìshuō)：“司令部接到我们的情报转移了，跳到敌人的圈子外面(wàimiàn)去了。”项九渠松了一口气。 李云焕没见到庞甲廷，急问：“甲廷呢？”项九渠说：“他刚走，去司令部(sīlìngbù)了(le)。”李云焕大惊失色(dàjīngshīsè)道：“不好(bùhǎo)，东山上布满了敌人。”他二话不说，蹬上车子去追庞甲廷。他追到麻子峪(yù)山根，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截住了庞甲廷。李云焕见势不好，掉转车头往回跑。敌人朝(cháo)他开了枪，子弹在头上呼啸而过。他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火力追击，沿着山沟飞奔而回。 敌人(dírén)“扫荡”过后，党组织派人到战场收尸时，发现侦察员老牛、曲振甲和(hé)庞甲廷(pángjiǎtíng)的(de)尸体相距不远。后来得知，老牛和曲振甲是在完成任务返回总站的路上和敌人遭遇而牺牲(xīshēng)。庞甲廷牺牲后，敌人从他身上搜去情报，得知自行车铺是我党的情报站(qíngbàozhàn)。不久，敌人疯狂地破坏了我们的情报站，抢走了车铺的全部财产，并捕去了情报员孙吉领和郝保森。 在情报(qíngbào)站遭到(zāodào)破坏，情报员不幸牺牲的情况下，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百折不挠，淬火成钢。1940年7月，组织派郭长灿重新组建情报总站后(hòu)，很快恢复了泰西的情报网。全体情报人员不畏艰险、舍生忘死地工作，继续(jìxù)进行各项情报的收集、传递任务…… （大众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卢昱）